黄淮往事

　　1978年的春天来的时候，大队的喇叭还没响。

　　村子的日子跟往年一样——种麦、锄草、浇地、收麦。工分本上的数字一年一年记，纸边都卷了，但没什么人翻它——记多少分换多少粮，换不了别的。

　　建国爹在春耕的时候崴了脚。不严重，歇了两天又下了地。他家的地在村东头最边上，不大，从地这头走到那头用不了半袋烟。地边上长了一片野蒿子，他拔了又长，拔了又长。建国娘说那蒿子根深，得挖。建国爹没挖——他蹲在地头说，土底下的事，挖了也不一定挖干净。

　　建国能说话了，话不多，跟他爹一个脾性。他蹲在自家门口拿草棍在泥地上画道道，画一道、再画一道、再画一道。建国娘从灶房出来，看了一眼那些道道，没看明白，进去了。

　　夏天热得早。

　　六月里的日头毒，晒得村路上裂了口子。生产队的大青骡子热得不干活，赶大车的老王头骂了两句，骡子甩了甩尾巴。王家的老二——就是那个记工员——蹲在队部门口的树荫底下，手里捏着半截铅笔。工分本摊在膝盖上，他看了一遍又一遍，末了说了一句：“改算法了。“

　　旁边的人问改啥了。

　　“以前一天记八个的，现在记十个。以前记十个的，现在记十二个。“

　　“那不一样吗。反正还是工分。“

　　“不一样。“王家老二把铅笔夹在耳朵上，“十个比八个多。“

　　没人再接话。工分多了意味着什么——粮食还是那些粮食，但纸上的数字先变了。这变的是好事还是坏事，没人敢说。

　　立秋那天下了雨。

　　不大，淅淅沥沥下了半天。村口的泥路泡软了，人走过去脚底下带一坨泥，走到哪儿带到哪儿。海龙爹从地里回来，鞋上的泥在门槛上磕了半天，磕不干净。

　　海龙蹲在院里玩水，两只手拍地上的水坑，拍得水花四溅。他三岁了，比他爹小时候爱动。海龙娘在灶房里探出头喊了一声“别拍了，裤子湿了“，又把头缩回去了。她在灶台上把那包白糖的报纸重新包了一道——报纸旧了，包了两年了，有些地方破了，她补了一块不知道从哪儿撕下来的烟纸。

　　海龙爹脱下鞋晾在门槛上，光着一只脚蹲下来点了一根烟。

　　“表弟今年秋天回来不。“

　　海龙娘没回头。

　　“谁知道。“她把白糖罐放回灶台高处，“他两年没回了。“

　　院里静了一小会儿。雨停了。海龙把手从水坑里抽出来，低头看着自己湿透的裤腿。那裤腿是旧布改的，湿了以后颜色比干的地方深出一大截。

　　海龙爹把烟抽完了。烟头在门槛上摁灭了，他站起来往院子外头看了一眼——路是泡软的泥路，天是灰的。

　　腊月里，大喇叭响了。

　　1978年12月，冬月十九。那天没下雪，干冷。天是青灰色的，像一块冻住的布。日头还没从淮河那边爬上来，村口那棵老槐树上的大喇叭先响了——先是刺啦刺啦的电流声，然后是有人拍话筒的声音，噗、噗、噗，像在对着一块铁皮吹气。

　　“喂。喂。“

　　声音从喇叭里出来的时候闷着一层，不是人说话的声音，是铁皮夹着人说话的声音。村里的大喇叭绑在老槐树最高的枝杈上，绑了好几年了，线皮破了一截，下雨天有时候响有时候不响。

　　“念个文件。“

　　生产队长在喇叭那头清了清嗓子。他念之前先咳了好几声，咳完才把纸摊开。纸是新纸，硬，拉平的时候在话筒边上刮了一下，刮出一声短促的尖叫。树底下的鸡吓得扑了一下翅膀。

　　村民开始往老槐树底下走。

　　先来的是端着碗的——早饭还没吃完，端着碗出来的，碗里是稀饭，碗沿上搁着一片腌萝卜。接着来的是扛着锄头的——本来要下地，听见喇叭响了就站住了。然后是抱着孩子的，王家的妯娌抱着王威出来的，王威穿着一件厚棉袄，脸被风刮得发红，被二嫂用衣襟遮了半边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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